今天看了一篇张维迎教授的观点文章，觉得很有道理。
中国是制造大国但不是制造强国。中国的制造业在国际上很出名，但如果从品类上来看，完全自主可以制造的产品还停留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衍生出的产品我们更多的是在组装。得益于外资的经验和技术，我国的组装业务做成了全球第一，但圆珠笔笔尖的钢珠还需要从加拿大进口。我们已经有了干细胞产业，但收集婴儿脐带血的包装袋也还必须进口。
那我们是如何成为制造业大国的呢？张维迎教授的观点是，我国的企业家充分利用了西方发达国家过去300年积累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了套利，当然这和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全球化的趋势也密不可分。
只是靠套利我们是无法成为制造业强国的，由大转强唯一的通路是创新。创新除了依赖企业家的努力外，还需要好的体制环境。坦白说，我国目前的体制环境是支持套利而不顺应创新的。创新需要更加宽松、多元、包容的体制，从最近对蚂蚁金服的管控，对互联网公司的打压，让很多企业家开始畏首畏尾，如履薄冰。
张维迎教授列举了许多数据，当一个城市的外来人口越多、政府管制的越少，创新活力就越强。按照总专利数算的话，中国十个最具创新力的城市依次为北京、深圳、上海、广州、苏州、东莞、杭州、天津、成都和宁波，其中三个在广东，两个在浙江。这10个城市常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0%，专利授予数占全国的35%。按人均专利授予数算的话，深圳第一，东莞第二，苏州第三，北京第四。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吸引了大量的“敢闯者”，常住人口当中只有35%是广东人，其他的65%来自全国其他省份。
这让我想起了边缘创新理论，许多的创新都产生与边缘，因为边缘的信息交互更加频繁，行为活动也更少制约。上学的时候，最活跃的宿舍常常是两班的混合宿舍，因为每天晚上两个班的同学可以互相交流各自班级的“新闻”，当宿舍被评为差的时候，又可以互相推诿说是对方班级同学不守纪律。在寒暖流交汇的地方会产生大的渔场，因为寒冷的海水和温暖的海水混合时会产生剧烈的反应，这样沉积在海底深处的浮游生物就有机会被带到上层海域，为鱼类带来丰富的饵料，整个区域都被激活了。
我国当下的环境，还常常出现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控制产业发展，约束金融创新的情形。政府总是希望把社会的一切变化都放在自己的掌心里，担心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风险”，但不经历风险又如何能够在试错中创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