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西方现代思想讲义》，在全书的最后阶段，作者介绍了哈贝马斯，一位德国的哲学家，现在还在世，据说理论宏大而深奥。整本书读下来，感觉思想做了一组体操，十分疲惫但又特别过瘾。趁着还有点感觉，就把哈贝马斯的这一小结试着总结提炼一下，让大脑继续操练一番。
马克斯韦伯在现代社会去魅后提出了关于理性主义的两种类型——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是指人们在做事情的过程中总是会理性的计算最优解，寻找解决问题最高效的手段。比如我烧开水，我会根据我能等待的时间来决定烧水的过程，用电加热可能速度很快但耗能会多，用煤气可能速度慢一些但耗能低。工具理性不去关注我烧开水要干嘛，是自己喝还是去搞破坏。
价值理性就不一样了，价值理性关注的是目的，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们有良知，我们知道真善美。在道德底层或者说良知层面达成理性的共识容易，但再向上走就会出现问题，比如不同民族、种族甚至性别对于一件事情的看法都会出现偏差，无法用一种价值观来统一衡量。这就是韦伯说的“诸神之争”，因为上帝死了，没有一个最高的神来帮助人们判断是非曲直了，人们杀死了上帝之后发现自己出现了价值认定的危机。
这样的社会现实下，工具理性因为更容易获得一致的认可而大行其道。基于工具理性产生的现代官僚体系不断的把人变成提高效率的工具，KPI，规章制度等等让人逐渐被束缚在工具理性的牢笼里，这是现代人的思想危机。
哈贝马斯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价值理性的统一标准的达成打开了一点点天窗，让人们看到了一丝曙光，他认为如果像韦伯那样悲观的看待价值理性走弱，工具理性走强，是一种罪恶，是容忍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入侵的行为。
哈贝马斯提出了一种叫做交往理性的说法，认为人们在交往和争论中可以得到双方共识的价值判断，当然这种交往（communication）是需要条件的，可理解、正当、真实和真诚。我看完觉得有点像废话，也可能是因为我的认知还没有达到吧。
不过，思想家们极具逻辑性的思考常常会打动到我，让我有提壶灌顶的感觉。比如哈贝马斯把人说话这件事情分为策略动机和交往动机。
当我们想要说服别人以达成某种目的的时候，我们运用的是策略动机，比如做演讲、做述职、做谈判等等。当我们想要获取意见或者没有那么强的目的性时，就会运用交往动机，我们会闲谈、会讨论、会调情等等。有时候我们也会把两种动机混合在一起，比如在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发生了分歧，最后我情急之下说：“我是这方面的专家，这件事听我的没错！”，那么在之前的讨论阶段我用的是交往动机，而最后我希望达到终止讨论的目的而用了策略动机。
你看，哲学家和思想家总是会抽丝剥茧的分析意识的方方面面，一些我们本来以为天然的、毫无觉察的地方可能是哲学家警惕甚至批判的。我们的大脑被“常识”和“习惯”养成了一个“慵懒的胖子”，时不时的让这个胖子出来运动运动会更健康一点。
